为何美国大学不惜重金改造本科

　　记者：昆山杜克大学今年迎来首届新生，杜克大学对于这所“混血大学”的期望是什么，又会开展哪些教育新探索?

　　诺维奇：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昆山杜克大学是“混合制”，由中国大学、美国大学合作，因为我们希望从不同角度看教育。目前，很多美国大学在海外参与新学校创建，比如上海纽约大学，耶鲁在新加坡开分校，大家都在探索一些新的步子，教育的新方向。杜克也在走这样的步子，而当杜克内部开始思考“下一代教育”，并为此开展“头脑风暴”时，杜克的老师们最终达成一个共识：中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有美国教育值得学习的地方。老实说，大家都不知道将来教育会是什么结果、发展成什么样，互相学习与借鉴成为一种方向。

　　对学生而言，这种新布点已经给他们带来新体验。前不久，昆山杜克开学，我和新生见面时遇到了一个杜克的学生，她来自坦桑尼亚，考入美国的杜克大学。她说，我希望接受顶尖的教育，所以我来到美国，但我将来要回非洲建设家乡，我就想了解中国，因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很多，所以我就来到了昆山杜克，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选择。

　　把生物教科书写成畅销书——斯蒂夫·诺维奇其人

　　除了杜克“本科教育发言人”，斯蒂夫·诺维奇本身是一名传奇老师：作为生物学教授，他喜欢给本科生讲生物导论;他还是一名音乐家，作为杜克乐队成员，常带着心爱的低音号和学生一起表演;这个大学教授还为美国的高中生撰写了生物教科书，这本2008年由Holt-McDougal出版社首次出版的教科书，一经出版就成了畅销书。对于这些经历，诺维奇的正解是：“人生中遇到一个有趣的老师是多重要!”

　　神经生物学、音乐，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在诺维奇身上完美结合——在塔夫斯大学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主修生物、音乐两个专业。如今的他会告诉你，他后来在神经生物学领域的大量研究来自音乐的灵感。而当初为何会修两个专业，与高中那个不太靠谱的老师有关。

　　“美国通识教育的好处在于大学第一年不用选定具体专业，鼓励学生探索不同领域，只会在第二年快结束时要学生选一个相对确定的学习方向。因此当我上大学时，我想学音乐，想成为古典音乐家。结果，学校让我选很多其他专业课，专业跨度很大的课。我在高中时，科学课程从不让我激动。大学要我选科学课，我就选了生物课，结果让我感觉豁然开朗。”诺维奇感慨，仿佛人生中第一次认识科学课。此后，他继续学习音乐，但加了生物作为第二专业。

　　神奇的是，在康奈尔读博士阶段，他突然发现两个专业相通了。因为当时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鸟是如何歌唱的?

　　“表面上看，研究鸟的声音是音乐学，但深入看，鸟类学习歌唱是由大脑驱动的，鸟是如何学习唱歌的，和人是如何学会说话的，很相似。”诺维奇说，鸟与人在语言学习方面的共通之处，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发现了，首先，中国话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语言拥有四声音调，这和鸟的歌唱音调有相似;其次，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发现鸟可以学人类的语言，就是鹦鹉学舌，而其他动物都不会。

　　音乐、生物的交叠不止于此。诺维奇发现，如果人在很小的时候学过音乐，音乐是有音调的，日后这群人再学习新语言，会变得更容易。但至于音乐、语言、人际沟通的关系，至今还是未解之谜。

　　在诺维奇看来，走进这个有趣的研究，一切得感谢大学的科学老师。也因为如此，如今他不仅坚持给本科生上生物导论，还撰写了全美最畅销的生物教科书。有意思的是，这个“份外事”还与儿子的“质疑”有关。

　　当他的儿子还在中学时，有一天回家说，今天我上了生物学，发现你和妈妈在干的事情好无聊!诺维奇和妻子都是生物学家，诺维奇就看了他的教材书，“我不得不承认：真的很无聊。”此后，他开始写书，与很多中学老师合作，也发现了不少问题。

　　“过去的问题在于，你可以跟学生说，教科书里的这些东西将来会出现在试卷上。学生说，好吧，我要记下来，因为我要通过考试。过去就是我不管你是否感兴趣。但，你也可以这样说，这个很有趣，你来学吧。邀请他们来学。这就是教育的不同看法。”诺维奇感慨，给14岁的少年写教科书很不容易，但努力总比彻底毁掉少年的科学梦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