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更换背后的利益博弈

　　在湖北省2014年免费教科书招标公告中，“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2014年秋季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 ，由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统一供应”。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是湖北长江出版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然而教材编写开放后，地方出版集团希望保留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租型”，但新加入的出版社由于教材的编写投入都是自己出钱，往往不愿意“租型”。

　　在广西教育厅2007年的(8号)文件也可见“租型”教材的强势地位。该文件称：“根据自治区领导的指示，要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课标实验教材在广西的市场份额接近或达到50%，以确保广西出版总社继续获得人教版教材租型权。”

　　监督却没有处罚，违规也就屡禁不止

　　“出现非正常更换教材，最核心原因是存在利益链条。其次是管理机制、监督机制、惩罚机制不完善。”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说。

　　作为多年研究教育政策的学者，周安平认为用外地专家评审本地教材说不通。“理想的情况是，国家制定政策标准，市一级作为选择主体，省里进行一个宏观调控。”周安平说，“最好是有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第一层省一级、地市一级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第二层就是通过纪委来监督，第三层违规违法就是司法管理。从行政管理、纪检管理、司法管理来监督，违反了哪一方面就按哪方面的规定处理。”

　　出版社的一位资深人士认为，当前的中小学教材市场乱象源于教育部门的规章不够细，操作性不强。“当前的中小学教材选用，说到底是地市有建议权，省厅有决定权。但是怎么建议，建议选谁，这里操作空间大。另外，教材编写资质放开后，市场的力量也进来了。行政、市场两种力量都起作用”。

　　目前，我国教科书的选用工作所依据的是教育部办公厅2005年2月2日下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材选用工作的通知》。

　　前述关于教材选用要成立选用委员会、结果公示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均出于此。但是，该规定并未对违规的处罚作出实质性规定，仅在第六条写明：“教材选用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工作，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干预教材选用工作。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各地(市)教材选用工作进行监督，要设立投诉和举报电话、信箱等，接受社会监督，及时纠正和处理教材选用工作中的问题。”

　　这次广东、湖北被举报违规更换教材后，教育部要求纠正。此前海南、江门被曝出更换教材后，教育部也只是发文责令进行整改。

　　“现在的教材选用办法缺少实质性的监督、问责手段。”周安平说，“建议教材选用委员会中有纪检部门，这样就会知道程序合不合规，换教材的理由是不是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