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怎样推进教育改革（下）

　　教育改革其实就两件事，第一是公平问题，第二是品质问题。公共教育既然是政府公办体系，所有学校经费理应一视同仁，无论你是身处大城市，还是在小乡村，所有学生在教育方面的基本权利应该是一致的。

　　关键是要推进公平

　　教育改革其实就两件事，第一是公平问题，第二是品质问题。要鼓励优秀教师和其他优秀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向薄弱学校倾斜，向弱势群体倾斜，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只有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比较合理了，我们才不会有高考移民之类的问题。

　　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我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第一，进一步明确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首先要处理好政府、学校、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有三种不同的模式。比如，欧洲比较重视学校、学术的力量，美国比较重视市场的力量，中国比较重视政府的力量，各有各的特点。我们应该多借鉴一些欧洲和美国高等教育好的经验，充分尊重学术和市场的力量。以大学合并为例，大学合并有其好处，对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草率的、不考虑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合并，弊端也相当大。比如合并以后，占主体地位的学校就会影响、改变、渗透其他的校园文化，一些学科会受到冷落，甚至萎缩。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包括我们大学城的建设问题，动不动几千亩地建大学城，远离中心城区，造成学生在很荒漠的地方读书，实际上是不利于发展的。我们过去太强调大了，认为大就是好。现在中学规模都有超过万人的，大学动不动就是两三万人。事实上，规模太大了以后就很难管了。在我看来，一个好的教育目标应该是分层的，一种是以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为目标，一种是以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为目标，还有一种是以培养一大批创新拔尖人才为目标。但我们现在是把这三种人混合在一起培养，所有教育都是围绕创新拔尖人才来培养，那就麻烦了。

　　我们现在劳动分配制度的设计也不合理。过去我们一直批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后来慢慢调整，现在有点矫枉过正了。在一个好的社会体系，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收入差距不能太大。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让从事每一种职业的人都有尊严，都能够体面地工作和生活。我们要倡导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做科学家也好，做工匠也好，都是从个人兴趣、爱好和潜质出发，而不是从赚钱多少出发。如果我们的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不是出于兴趣和好奇心，而是出于学什么更好找工作、赚钱更多，这样的教育其实是不成功的，也是走不远的。

　　再一个是教育公平的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实际上人民满意不满意主要看公平，教育改革其实就两件事，第一是公平问题，第二是品质问题。公共教育既然是政府公办体系，所有学校经费理应一视同仁，无论你是身处大城市，还是在小乡村，所有学生在教育方面的基本权利应该是一致的。在公共教育的框架内，学校和学校之间，教师应该是流动的。优秀的教育资源不能集中在一处，否则很难达到真正优质、公平的教育。所以，要鼓励优秀教师和其他优秀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向薄弱学校倾斜，向弱势群体倾斜，真正实现教育公平。我这里说的公平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机会公平，所有孩子都有学上;其次是过程的公平，所有配置是一样的，让孩子上好学;最后是结果的公平，所有孩子学习好。只有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比较合理了，我们才不会有高考移民之类的问题。最后应该根据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和天资选择适合他的学校。学校本来没有好坏之分，最适合他的就是最好的。

　　推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放权。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将因地制宜作为公共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和指导思想。现在我们的规定太死了，比如师生比，不同地方情况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一刀切。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比例也是如此，我们规定普职比为5∶5，但在一些地方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个比例与当地劳动就业的情况关系密切。如果你上职业学校找不到工作，人家还不如上普通高中。再如农村撤点并校问题，前几年有些学校一夜之间就没了，有一些村小一夜之间就没了。村小是几千年来村民的文化中心，如果一下子转走，学生要跑几里、甚至十几里地去上学，来回一两个小时，跑到学校里已经很累了，还有兴趣上学吗?所以不能一刀切，一刀切就会带来问题。俗话说，放权才有活力，自主才有创新。现在大家都在说要强化管理，的确有一些管理是需要强化的，但有时候我们也需要逆向思维，不要老想着怎样加强领导，哪些地方管得还不够，而应该倒过来，首先想想哪些是不应该管的。总的来说，解放学生、解放教师、解放校长、解放教育生产力，这是一个大方向。

　　解放教育的声音，几十年前陶行知先生就呼吁过，要解放学生的大脑、双手、眼睛，但这些呼吁到今天仍然没有做到。我们就是对给孩子自由不放心，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孩子不把作业做完，就是在玩耍。其实，人真正的创造力恰恰是在自由的时间里才能发挥出来的。你把孩子的空间填得越满，孩子的发展就越受限制。我曾在微博里介绍过国外的一项研究成果，科学家专门研究孩子们作业和智力发展的关系，结果很有趣：作业做得越多的孩子越傻。这是很正常的，我不需要科学实验，单从教育者的直觉我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大量的、重复的、机械的、低品质的练习，只会把一个人越教越傻。然而，我们的教育恰恰在这么做。相反，你给孩子自由的空间，他会渐渐形成自己自由的兴趣、自由的定向、自由的发展，他的能量才能真正发挥。

　　我经常说，人和人之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差别那么大。马克思讲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搬运工的差距，远远小于家犬和猎犬的差别，他们的差别是由于分工所致。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差别，和他们的自由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建议，建立管、办、评相对独立的教育管理体制，政府应该从划桨手转变为舵手，由直接提供服务，转变为用多种方式和途径满足社会需要，扩大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改善公共服务的品质。现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因为管得太多，已经造成了权力过于集中，决策过于随意。校长应该由任命改为遴选，这个已经在做了。同时，要建立与教育决策、执行部门相独立的监督体系。这种体系和力量建立起来以后，也会使教育做得更好。

　　还有，应该进一步开放教育，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开放。当然，有人说，我们的教育开放只是把自己人开放出去了。那么，怎样让我们的大学变得更有活力、更有吸引力?这是很大的问题。现在每年到国外去留学的人比例越来越大，而且，从一线城市往二、三线城市，从大学往高中，从高中往初中，甚至小学也开始往外送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太满意，不希望孩子遭罪，于是干脆把孩子送出去。现在教育改革为什么缺乏动力?因为一些有权有钱人的孩子已经不在国内了。但是理性的父母也在思考，把孩子送出去是不是唯一的路?对不对?无论从亲情关系，还是从孩子个性的成长、价值观的形成，的确都有问题。如果一个孩子小学、初中就往国外送，我相信这样的孩子很难回来，即使今后回来，也会水土不服。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说，没有父母陪伴成长的孩子，性格总是有缺陷的，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父母在和不在是不一样的。在国外的很多孩子确实很令人担忧。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开放一点，适当地对我们的大学进行改造呢?

　　我曾经设想，能不能选一些大学，让民间资本去办?我们有这个条件和基础来做这件事。应该鼓励民间力量去办一些有特色的学校和精品学校，而不是把一些办得好的民间学校转为公办学校。现在我们有些公办的好学校，进入门槛很高，结果最后变成有钱有权家庭的孩子才能上的学校。这一来问题就很大了。其实完全可以在制度设置上给民办学校更大空间，甚至可以给它们补贴，鼓励民间办学提高质量，让人们有更多的选择。

　　今天正好是钱学森先生诞辰101周年纪念日，我们思考他提出的问题，作为对他的纪念。如果我们能够解决他提出的难题，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了。相信这天一定会到来。

　　(选自其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