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教师应告别“唯证论”

为了职场“安全感”，４８岁的老师黄佳，３０年来边从业边考了１００多个证，这些证书，除了成人自考的大专毕业证、本科毕业证、硕士毕业证之外，更多的是各式各样的资格证书：会计师资格证、高级经济师、高级培训师……奇葩的是还有一个“证婚人”证书。

为什么要考那么多证？黄佳说他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多才多艺，无非为了保住或选择一个更理想的饭碗——“疯狂”考证的背后，只求不被时代淘汰。（相关报道见１１月２２日《广州日报》）

“考证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焦虑于实习、就业的大学生群体一向是“考证热”的主力军。但高校老师也热衷于此，倒是耐人寻味。看着小山似的一摞摞证书，笔者不禁疑惑：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换来的证书真的证有所值吗？就拿考证“老司机”黄佳来说吧，他虽然手握１００多个证，但让他成为一名高校教师的“敲门砖”却只是广西大学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证书。其它的大部分证书，拿到了之后就没有再使用过。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老师也成了“考证狂人”呢？

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职业焦虑。２０１５年，人社部废止原劳动保障部《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中规定的９０个持职业资格证书就业的职业，但用人单位要求从业者持证上岗的现象依然一时难以根除，尤其是对于教师来说，教师职业资格证、普通话证书、心理学相关证书等，对于从业者来说，总是多多益善。有相关调研表明，虽然拿到证书只能表明通过了相关考试，并不代表持多种证书就拥有与证书相匹配的工作能力，但证书依然是获取用人单位好感的重要“敲门砖”。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伴随新常态下的社会发展趋势，用人单位在选拔和考核人才时也正在逐渐走出“唯证书”的门槛时代。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要在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民国时期的一段教育佳话。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校长时，在聘任教师时采取了“学诣”第一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当年的北京大学根据这一原则对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调整，也着实掀起了一股改革清风。蔡元培想聘请陈独秀到北大来任教，但陈独秀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来没有在大学里教过书，在“硬指标”上不达标。蔡元培却在陈独秀的履历上写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最终使陈独秀成功入职。

在今天，这种行为固然不能效法，更不能再以“学历造假”的方式聘请老师，但这种不拘一格、求贤若渴的大家风范还是非常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宋朝教育家胡瑗曾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育要发展，关键在教师，教师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障，但评价教师水平的标准应该更加多元化和合理化，绝不能仅看拥有多少张资格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