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规模学校亟需改善和发展

农村小规模学校亟需改善和发展

储朝晖

    农村小规模学校，是中国曾经的自然村办小学布局经历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出生率下降后，共同造成的学校形态。小规模学校的出现是自在而非人为的，因而普遍处于被动、弱势状态。

    怎样对待小规模学校，首先必须明确其价值定位。办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最终目的是维护村民的孩子与市民的孩子平等的教育权利。小规模学校的存在，是维护平等教育权利的体现。然而，唯有在教育质量上得到保证，维护村民孩子平等权利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政府管理者、教育主管部门、小规模学校的教师和村民都必须对此十分明晰，并且十分明确地表达出来。在当今义务教育成为必需品的时代，有人居住的乡村就必须有学校，它的价值是不能由金钱或其他方式替代的。

    从宏观政策层面，必须以办好适度规模的学校作为教育长远的规划基点，而不能急功近利地采取一些短期看来可以扬汤止沸的措施。一些人认为，对付择校热，把原来的较好学校冠以某某集团就行了，未考虑到集团本身超越了有效管理范围，增加了行政层级，依然存在并可能强化了中心与边缘关系。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样的办学，责任链不明晰，管理成本增大，难以精细化，对学生的关注度降低，难以办出好的教育。况且，当地居民经过一段时间，还是分辨得出哪个校区是真的好，哪个校区较差，并不能最终解决择校难题。办好农村小规模学校，是走向适度规模发展的一道台阶；若只是进行简单撤并和集团化，欧美等国此前的实践都已证明，这是一段冤枉路。

    有人或以为小规模学校成本高。若从政府财政开支计算，小规模学校的确实需要较一般学校高的开支，但若从政府、居民、社会其他各方综合计算，考虑到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必须履行其职责、乡村文化和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方面，村民孩子就近入学，比到城里就学的综合成本要小。实践中，它们的成本开支也远远低于城里被众多人追逐的所谓名校。在乡村，若有与城里那些名校等额投入，同样能办出一所学生愿意上的学校。所以，这种说法最终还是归结到是否平等上。在学生、学校、资金这三者的配置关系，如果重视的是学生，那么钱就跟着人走。而如果重视的仅仅是学校，那么钱就跟着学校走。相应地，学生也要反过来跟着钱走。正是这种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导致在教育上出现农村学生的“进城化”，学校的高度集中，让教育经费和资源配置出现严重失衡。

    从教育生态角度看，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整个社会学校体系的高山流水，一旦这里的水枯竭了，整个中国的教育生态就肯定出问题。当下，县城以上学校出现的大班额和巨型学校，其根源在于乡村的学校没有办好。乡村学校与城镇学校之间的差距在拉大，村民选择用脚投票，带着孩子进城上学。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如果其所居住的村庄有与城里质量相当的学校，谁也不会舍近求远，甘当陪读。

    要改善这种状况，还必须从源头上改善农村小规模学校——解决它们经费短缺、教学设施条件落后、教师待遇差和师资水平低等发展障碍，让更多的村民自愿把孩子放在离家较近的乡村学校就读。做到这一点，农村的部分小规模学校接受回流的本乡学生，可能成为适度规模学校，城里的大班额自然消解，中国教育均衡的目标才算真正实现。

    从小规模学校自身看，一定要看到自身的优势，当然也要看到自身的劣势。主要的优势是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度高，学校的行政层级少；主要的劣势是师资、课程内容和质量难以保障。为此，需要在教学形式上设法改进，内部可以通过小组学习、小先生制等方式提高教学有效性，外部可以与其他小规模学校联合，实现资源共享，并通过互联网共享更大范围的优质教育资源。一定区域内的小规模学校联合起来互补，是一种有效的改善形式。

    更为重要的是，小规模学校的当事人要抛弃被动的心态，建立自信，积极主动地寻求与自身条件自洽的改善路径。（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底部攻坚：农村小规模学校突围

李萍

    2015年11月28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要求“加快探索建立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机制和管理办法，建设并办好寄宿制学校，慎重稳妥撤并乡村学校，努力消除城镇学校‘大班额’，保障当地适龄儿童就近入学”。“乡村小规模学校”这一概念，与“村小”和“教学点”成为了农村教育不可绕过的名词。——编者

    湖北省恩施县的龙马山村小学新分来了一名年轻教师，明年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长期代课的村支书松了一口气：这个仅有26人的山村学校总算是来了名年轻教师。这名教师燃起了山里娃的教育希望，但村民却时常担心，年轻教师一个人能在山里坚持多久？

    像龙马山村小学这样的“麻雀学校”，并不少见。日前，在首届全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指出，农村教育目前出现了“城满、乡弱、村空，上学难、上学远、上学贵”的问题。十年“撤点并校”叫停后，一些村小、教学点得以恢复，其中一些学校由于学生人数少被称为农村小规模学校。

    “农村小规模学校满足了农村后20%没有能力进城上学的弱势家庭的教育需求。”杨东平指出，农村小规模学校由于分散和偏僻，所以小规模学校的改造和提升非常困难。他指出，目前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生源、师资、课程资源的获取等方面。

    在当前情境下，该如何建设和发展农村小规模学校？围绕“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的价值和出路”问题，教育主管部门人员、小规模学校校长、教师，以及社会公益机构相关负责人，在首届农村小规模学校年会上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化被动为主动，减轻生源流失压力

    农村学校、教学点的学生人数一直在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兰州大学教育学院孙东梅教授从事小规模学校研究已有15年，她在调查中发现，农村小规模学校目前呈现“一多两少”的局面，即年级多，班级人数少，教师少。

    孙东梅教授一直关注甘肃省的农村小规模学校现状，并将之作为全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典型进行观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定义是，乡镇以下、学生数少于200人的学校（含村小和教学点）。但根据她的调查数据，在甘肃省的多数地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标准要重新定义。“截至2014年年底，农村学校占甘肃义务教育学校数量的85.24%，其中100人以下的学校占农村学校的92.37%，在92.37%的小规模学校里，还有将近50%是10人以下的学校，这10人并不是一个班，有的是5到6个年级，有的是4个年级。”此外，甘肃省还有219所学校是一师一生，一个学校就一个孩子。而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在偏僻的山区还有1180所“空壳学校”——学校已经没有一个孩子。

    生源流失问题，成为了农村小规模学校校长最为头疼的一个问题。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张平原校长所在的范家小学就是一所正面临着生源流失问题的农村小规模学校。从外观看，范家小学的规模并不小，两座连体三层教学楼，教室窗明几净，教学设施一应俱全。但在这所看起来很大的学校里，却只有50名学生，其中的20多名还是学前班的孩子。

    在张平原看来，生源减少的原因是复杂的。一部分原因是学龄儿童被他们的父母带到打工的城镇就近上学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村民心中存在城乡偏见，认为教育还是城里的好。“家长们总是认为乡村里的教育质量低，在农村上学是丢面子的。但凡有点条件的，总会把孩子送到城镇里去上学。”

    如何减少生源流失？在原有小学部的基础上，增开学前班，是一种选择。“一方面抓孩子的学前教育，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把生源留下来。”张平原解释，“如果学校能够为幼儿提供良好的学前教育，减轻了孩子家长的负担，那么多数家长还是愿意将孩子留在乡村小学的。”

    与范家小学类似，河北省邢台市南陈村小学也同样开设了学前班以稳定生源。除此之外，学校副校长尹文明认为：“小规模学校人数少，但是更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教师也方便因材施教。”于是，他在校内尤为重视学生兴趣的培养，调动教师积极性，提升学校教学质量。目前，南陈村小学的生源数已经有回流迹象。

    “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生源虽然在减少，但是要化被动为主动，主动利用自身的优势去发展适合孩子的成长的教育。”储朝晖指出，在一些地区的教育质量测量中，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优于城镇教育，呈现异军突起的态势。

    有针对性的培训，缓解农村教师职业焦虑

    “对于农村小规模学校来说，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教师的问题。”这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项目主管曹茜茜在与多地村小、教学点的教师接触之后最直观的感受。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首都经贸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对四个国家级贫困县（宁夏海原县、广西融水县、湖北五峰县、云南会泽县）农村小学教师进行的长期调查显示，接受问卷调查的1587名教师中，有67.5%的人认为目前工作压力太大。 

    农村学校学生人数少，师资相对宽裕，教师的压力从哪里来？孙东梅教授认为，尽管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师生比远远高于国家标准，但是若要满足单科教学的要求，开齐开全国家规定的课程和地方课程，教师人数实际上是不够的。“一个老师四五节课，疲于奔波，但是在繁忙的过程中体验的是失败感。”

    “农村教师的负面情绪较多，无法获得职业满足，建立职业自信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雄认为，农村教师的职业发展遇到的问题在于，农村教师专业技能比较低效，并且由于小规模学校教师数量较少，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孤独感是乡村教师难以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学生人数的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的职业热情。孙东梅说，让教过大班额班级的老教师面对只有两三个孩子的教室，职业挫败感特别强。

    为缓解职业焦虑，农村教师需要借助教师培训在专业素质和心理方面提升抗压力。孙东梅指出，当前针对小规模学校教师的培训，相对较少。即便有，也是副科或其他方面的培训，复课教学培训少，很少考虑到农村学校面临的实际状况。此外，她希望小规模学校教师培训还应该考虑到教师的成人身份，成人的学习和孩子的学习是不一样的，他们希望现学现用，因此在培训项目的设置上要有针对性。

    针对乡村教师的培训，还需要结合乡村教师的优势。王雄认为，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亲近自然、亲近乡村，在课程建设上更能发挥当地自然资源优势，构建课程体系，体现当地文化特色。

    调动多方资源，农村小规模学校结盟共赢

    “小规模学校要突破困境，校长的思想首先要活起来。”南陈村小学副校长尹文明直言。尹文明到南陈村小学不到一年的时间，成功帮学校解决了学生饮用水、教室供暖以及图书阅览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尹文明看来，离不开多方资源的帮助。

    河南信阳郝堂村村小校长杨文平等其他小规模学校校长受到尹文明的启发，也开始筹划着为自己学校的梦想成真借一把力。

    “学校校长的角色在变化，我们原来向教育局和官方要各种各样的资源，但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途径，我们可以向基金会、民间组织、企业要各种各样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开放的学校，一定要有一个开放的校长。”王雄认为，对于农村小规模的未来发展来说，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校长还需要积极调动和争取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发展学校。

    除“一校一梦想”外，年会上展示的“新一千零一夜”、心平公益基金会的阅读项目、沪江网的线上听课平台等公益项目，都让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校长心动不已。

    除外界资源外，四川广元利州区农村小规模学校还结成了微型学校发展联盟，学校间抱团取暖，相互扶持与共同发展。杨东平认为，建设小而优、小而美的农村学校，需要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让校长借到发展的“东风”，全国小规模学校联盟就是在这样的初衷上构建而成。联盟通过网络平台及研讨会等线上线下活动，推动优秀案例的传播，并且实现了公益组织、基金会、企业等与小规模学校对接。同时，通过联盟组织的培训，小规模学校教育管理者与教师获得学习与交流的机会，拓展了视野。

    “接下来，联盟将继续为这些学校提供平台，并会在一些学校进行试点，充分发挥阅读、‘互联网+教育’以及科技科学的力量。”杨东平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未来发展画下了一张蓝图。

借外力练内功

尹文明

    南陈村小学位于河北省邢台市郊区，是城郊结合部的一所小学。由于对农村学校教学质量不认可，加上南陈村离城镇较近，不少家长把孩子送到城里去上学，150多名学生和16名教师便是学校的全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南陈村小学虽然学校规模小，但小学校也有大梦想。学校在近一年时间的尝试与“助跑”中，跃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

    2015年年初,我到南城村小学就任时，学校在软件和硬件设施的建设上都还“缺胳膊少腿儿”。一方面，学校硬件设施跟不上，学生喝不上热水，冬天有一大部分教室没有暖气；另一方面，老师看不到学校发展的希望，老师嘴里说这不行那不行，缺少工作热情。要克服这些困境，仅仅依靠学校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我们便开始了借外力练内功的尝试之路。

    学校刚建校时用的是村里水塔的水，但后来由于学校距离水塔较远，地势较高，村民用水量增大，学校水龙头再也流不出水，十几年都是如此。后来，学校买了水泵，打了一眼井，从井里抽水出来备用。但由于受天气影响，学生的饮水仍成问题。而在此时，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正在启动“一校一梦想”公益项目，帮助有需要的农村学校实现梦想。我与公益项目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和“一校一梦想”项目的帮助，在网上筹集到了建设学校饮用水装置的资金，学生终于能喝上干净的热水，同时也解决了实验室的用水问题。学校教室的暖气问题也成功获得解决。

    以前的南陈村小学，图书像档案资料一样被堆在柜子里，不见天日，学校图书利用率很低，找一本书很不好找。没有阅读的学校是难以想象的，学校的“内功”修炼也离不了阅读。于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学校建立了图书室，并且实现电脑管理。由于北京西部阳光基金会捐赠了大量书籍，图书室里的图书一改老旧面貌。新图书的出现也调动了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学生在课间就会奔向图书室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籍。在南陈村小学这样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由于很少接触教材之外的书籍，对于阅读了无兴趣。为提升教师的阅读力，我常常在每周五的例会上与教师分享阅读体验，并开展读书沙龙，鼓励教师多读书。

    此外，为培养学生爱书的意识，增强学生责任感，学校推行图书馆学生自主管理制度：由学生担任图书管理员，负责图书借录工作。学校还组织学生到邢台市图书馆集体学习图书管理方法，让学生掌握学生管理技能。

    学校目前开设了特色校本课程，正一步步地追上素质教育的步伐。学校遵循着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图书室内一个个特色分明的代书板，则是我们这所农村小规模学校特色发展的写照。（作者系河北省邢台市南陈村小学副校长）

“副科”欲摘帽 “指挥棒”须发力

龚知栋

    贵报在12月24日发表《给体育课摘掉“副科”的帽子》一文，指出了很多学校一直将体育视为可有可无的“副科”，课时被“主科”随意挤占的现象，读来颇有感触。其实，有相同遭遇的，何止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微机课、通用技术课、社会实践活动课等等，这些不考的科目，哪样不是沦为“副科”的位置？

    国家规定开设的课程本无主副之分，只是现行教育评价下不同课程却有考与不考之别，教育评价厚此薄彼，在实践中，“考什么教什么”被大多人奉为圭臬，于是，出现“主科”挤占“副科”，甚至墙上一张表墙下一张表“两张课表”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体育课被挤占，正如原文所强调的，归根到底是观念问题，是对于体育课的意义、价值认识错误或者不到位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批评教师观念落后，急功近利，缺乏教育情怀；也可以批判学校办学行为不端，阳奉阴违，缺乏正确的教育观。然而，若深究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该挨板子的，不能只是教师和学校，还应该有当地教育主管部门。

    大型交响乐演奏是否成功，各个乐手的配合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指挥手中的那根指挥棒，而教育评价正是指导各学校办学行为的“指挥棒”。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分数是教育GDP的唯一指标，千好万好，分数上去才是真的好，而学生的体质、品质、艺术修养等好不好？无从知晓，反正也不考！重视不考的科目，搞素质教育，虽然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和终身发展，却无益于分数或升学率的提高，如此浅显道理，人人心知肚明。这种情况下，拼分数拼得胃出血，尽管不算人道，却是王道。如果学校在准备推行素质教育的时候，发现上级教育部门用的竟然还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岂敢轻举妄动？如果有些搞素质教育的学校和老师发现自己在现行考核中吃了亏，岂能不识相地退回应试教育轨道？这正是当前很多学校“素质教育口号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依旧搞得扎扎实实”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指挥棒”的落后阻碍了素质教育的推进，也直接导致了体育课等“副科”的尴尬处境。

    “指挥棒”落后，责任在谁？各地教育部门是“指挥棒”的实际使用者，对辖区内学校的办学行为负有指挥和督导之责，如果一方面高声疾呼教育改革、素质教育等口号，一方面紧抓过时的“指挥棒”不放，是不是很滑稽可笑？“指挥棒”落后，实际反映了各地教育部门管理思维滞后和严重的懒政思想。

    去年，北京市朝阳区为改变体育不受重视的问题，发文称今后加强体育统测，统测落后学校将无缘参评全区素质教育示范校。结果区内体育教育开展得红红火火。为促进学校重视体育，便从改变落后的“指挥棒”着手，将体育统测成绩摆到考核“一票否决”的重要位置。有了如此明确的“指挥棒”导向，基层学校谁还会漠视体育？北京朝阳区教育部门的做法是值得称道和借鉴的。因此，要真正摘掉体育课头上“副科”的帽子，只强调教师和学校改变传统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挥握在教育主管部门手中“指挥棒”的导向作用。一句话，“副科”欲摘帽，“指挥棒”须发力。（作者单位:湖北省麻城市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