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手镜录》中的司法箴言

　　王士禛（1634—1711年），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以“神韵说”主盟清初诗坛数十年；诗名之盛，几乎掩去了他的另一重身份：他官至刑部尚书，断狱详慎，多有平反，是一位深谙刑名之学的司法重臣。三百余年前，他为即将赴任知县的儿子写下一卷规诫，名曰《手镜录》。这卷家诫不似其诗广为传诵，却在中国官箴史上留下别具温度的一页。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时任户部左侍郎的王士禛在京城寓所“心殊惴惴”：其子王启汸初登仕途，授直隶顺德府唐山知县。此地虽“赋税不过万金”、距驿路三十里，向称简僻易治，但当时却“以乏粮逋欠、递马协济为累”。久历宦海的王士禛于是把平生为官心得总结为五十余条，嘱咐儿子“朝夕置座右，披玩而从事焉”。“手镜”，取镜可随身、时时自照之意。《手镜录》全文不足三千字，随忆随书，本无伦次，却几乎遍及州县治理的方方面面。其中关于司法的告诫，尤见“老吏断狱”般的清醒。举其大要，不出慎刑、明断、便民六字。

慎刑：刑有戒

　　《尚书·立政》云：“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慎刑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王士禛在《手镜录》中就“刑”字反复告诫，其要旨不外乎勿用重刑、勿滥刑。
　　第一，重刑不可轻用。王士禛强调：“至于夹棍，尤万万不可轻用。”夹棍由三根木梃以绳索串联而成，行刑时收紧绳索、挤压犯人足胫，是清代问案中最酷烈的刑具之一。清代律例对夹棍的限制极严：非强盗、人命等重罪案件不得擅用，即属重案，亦须犯人坚不吐实、确需取供时方可依法施用；违例用刑，按律参处。然而，州县问案中违例用刑仍屡禁不止，律例之严与行刑之滥形成鲜明反差。王士禛为官半生，深知公堂上一声“取夹棍来”，往往意味着刑讯致残，甚至屈打成招、酿成冤狱。西汉路温舒曾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重刑之下，几乎没有逼不出的口供；而一旦屈打成招，虚假供述便可能取代事实，真相反而被遮蔽。
　　第二，用刑不可任情。“清慎勤”三字，吕本中在《官箴》中已揭其纲，康熙帝又以御书赐天下督抚。王士禛在《手镜录》中逐字为儿子作解，其中释“慎”为“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对用刑者而言，“慎”意味着情绪稳定与神志清明：一是不能“怒”，他反复叮嘱“盛怒之下，万不可动刑”，这与吕本中《官箴》中的“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一脉相承。二是不能“昏”，他指出“酒后比粮审刑，尤断断不可”。“比粮”指限期追比钱粮，本已易生催逼；而酒能乱性，使人神志昏聩，此时审刑，极易因判断失常而误伤无辜。人一怒，易用刑失当；酒一醉，易断案出错。所以，用刑之戒，戒的正是以个人情绪与失常状态支配国家刑罚之权。
　　然而，慎刑不等于姑息。王士禛既嘱儿子“人命最重，极当详慎”，又点破命案中的流弊：对投井、投缳、服毒等命案，须警惕“刁徒藉命诬赖，居奇骗诈”；一旦审出诬赖实情，“即当反坐”。所谓“藉命诬赖”，即借死者之命讹告他人；“居奇”本指囤积稀有货物以待高价，这里指把命案当作可居之货，借以勒索。倘若审断不实、刑及被攀告的无辜者，同样是滥刑；依法反坐诬告者，恰恰是为了使无辜者不受其累。他进一步指出：若图赖能够得利，人命就会被当作讹诈的筹码，甚至有人为图赖获利而轻生；反坐一严，图赖无利可图，则“不惟诬告者少，而轻生者亦少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尽案中的指控一概属于诬告，所以他还特别指出：“惟真正有威逼实据者，乃当别论。”

明断：狱尚公

　　“公生明，偏生暗。”荀子此言，可作听讼者的第一要义。断狱而求明，必先得其公；心有偏私，则视听易蔽、情罪易混，虽察察为明，终非明断。王士禛在《手镜录》中告诫儿子听讼断狱，要旨亦在一个“公”字。细按其说，由心而迹，层层递进。
　　第一，不预设成见。王士禛告诫道：“不可先执成见，致下有不得尽之情，或至枉纵。”若先入为主，堂下之人便不敢尽言，案情真相便难以尽得。成见或起于好恶，或生于舆情，或出于对两造身份的揣度；一旦先存于心，便如戴镜视物，所见已非本来面目。不预设成见，就是先把“我”放下，让案情自己说话。
　　第二，“慎秘”之戒。“慎秘”，即谨慎保密。王士禛认为：“凡审事及商榷事体，最宜慎秘，虽门役等日在左右者，亦不可令窥探意措，泄漏语言。”审断倾向一旦外泄，堂外之人便可顺风改口、串供营私，堂上便难问出真供。守住审断过程中的言语与态度，不使倾向外露，不使左右窥探，公正的裁断才有保障。
　　第三，参互众证、准情定罪。王士禛提醒道：“须参互原告、被告及干证口供，虚实曲直自见。”众口相参，则虚者不能自掩；情罪相准，则轻重不敢妄施。对于盗案，王士禛认为：“强之与窃，相去天渊，一出一入，万万不可轻易。”“一出一入”，谓出入人罪：使重罪轻出，或使轻罪重入，皆属枉纵。他因此叮嘱盗案尤须“详慎”，须凭赃证、口供细细辨别情罪，不可图结案之快而草率定谳。对于命案，王士禛则强调“初招”的重要性，强调：“务于初招确得真情”。“初招”，即初次讯问所得供词，这是案件审理的基底。与之相应，他嘱咐王启汸不能听任仵作妄报尸格，务须亲加核验，连暑月验尸“须先食辟恶之物”都叮嘱在前。尸格一旦写错，此后翻案、驳审皆由此起。此外，“招眼”（即详册中招首概括案由的寥寥数语）若写“素无仇怨”，此案多属斗殴杀；若写“夙有仇恨，遂动杀机”，此案则入谋故杀。按清代秋审之制，斗殴杀人尚多矜释，谋故杀人则遇赦不赦，轻重判若天渊，而区别只在开篇数语。所以他说：“招眼数语，最当详慎。”

便民：事贵省

　　古人云：“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便民之要在不扰民。王士禛论催征钱粮，“要以便民为主”。移之于司法，便是尽力减少讼累。约举其法，大要有三。
　　第一，简则少扰。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煎小鱼不能频繁翻动，翻多了会烂；治政、司法亦然，最忌反复折腾百姓。州县衙门是百姓打官司的第一道门，一纸诉状后是拘提、监禁、候审等复杂环节。为此，王士禛连下五个“不可”：“不可多准词状，不可轻易差人拘提，不可令妇女出官，不可轻易监禁，不可令久候审理。”五条所指，皆在一个“扰”字。简化一道程序，便少扰一人、少累一家。
　　第二，快则少费。古时百姓应讯，动辄累月经旬，误一日之工，便少一日之食；多候一日，便多一日之费，也多给差役一日需索之机。州县差役下乡传人，常借机索取钱物、鱼肉乡里，讼累未平，又添一层盘剥。故王士禛认为：“随到随结，则案无留牍，不误农事。而衙役也不敢恐吓诈骗矣。”“随到随结”，既是勤政，更是恤民；讼累一省，小民才能早日回乡治生。
　　第三，息则少讼。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理想的司法，并不鼓励百姓打官司，而是致力于使纠纷尽可能化解于源头。邻里纠纷、骨肉之讼，多起于一时之忿，若概以律断，则曲直虽明而情分尽失，日后反生更多嫌隙。因此王士禛主张：“事体小者，或事关骨肉亲戚者，止当令其和息。”通过劝和两造，促其自悔自省，既省了讼累，也存了教化之义。
　　《手镜录》问世三百余年，世情几经迁变，其中慎刑为本的底线思维、明断为要的专业追求、便民为怀的价值取向，依然如一面明镜，值得今人时时自照。新时代司法工作者不妨以此常鉴，将慎刑、明断、便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司法既有尺度，更有温度。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