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阳修的《纵囚论》说开去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政治改革家，其法律、政治主张对北宋政坛影响深远。
　　《纵囚论》是较为集中反映欧阳修法律主张的作品之一，主要评析唐太宗放死囚回家团聚之事。贞观六年唐太宗亲录囚徒，将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约定第二年秋天回来接受死刑，死囚全部按期返回，唐太宗将他们赦免。欧阳修批评唐太宗特赦死囚的行为有悖人情常理，认为法律应严格遵守。他指出“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即尧舜禹三代贤王治理，必根据人情设置，不为了显示自己能力之高而标新立异，不为了博取美名而违逆人情。文中劝谏统治者司法应遵循人情常理，不能违背基本的律法原则。
　　第一，司法应坚持对君子以信、对小人以刑的原则。欧阳修在《纵囚论》开篇说道，“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大意是，信义是君子的品德，而刑罚是针对小人的，死刑犯必定是罪大恶极的人，在小人里也是最可恶的那类人。反之，为了义而死，是极难得的品德，君子也难以做到为义而视死如归。唐太宗释放死刑犯三百余人，与他们约定按期回来接收死刑，君子都难遵守这约定，他期望恶贯满盈的小人能做到。然而，那些死刑犯到期都主动回来了，没有迟到不归的。这合乎人情吗？
　　在欧阳修看来，司法者作出的任何一个裁判都必须“本于人情”，这要求基本的立法不能悬空，裁量要于法有据。司法裁判不能拿囚犯人命做道德实验。唐太宗在本案中的录囚做法不是顺民情，而是顺“人主之名”，这背离了国法之重、天下之本的原则，并不可取。
　　第二，司法不在“破格”而在“格内尽仁”。欧阳修在《纵囚论》中继续说道，“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意思是，有人说，罪大恶极，必是小人，对小人施以恩德，可使其变为君子，因为恩德能打动人心，教化民众，就如同唐太宗释囚之事。欧阳修却认为，唐太宗做此事，是为了求“以德感人”之美名。唐太宗施恩于天下，至释放囚犯时已有六年，还是有人犯重罪，而一日释放之恩，就能使小人视死如归，讲信义，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在欧阳修看来，律法的力量不在于某次判决多么宽厚，而在于它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数百名罪大恶极的死囚，因为统治者的“仁政”直接开释归家，这种做法未免太过草率，殊不知这些罪大恶极的犯人是小人无疑，不经过刑罚制裁，他们是很难认识错误并真心悔过的，直接回归社会仍有严重的危害性。统治者为了向天下施以恩德，不顾死囚案件的法律适用与刑罚裁量边界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第三，司法裁判的作出必须“本于人情”、合乎常理。欧阳修在《纵囚论》中最后说道，“然则何为而可？……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那么怎么做才对？欧阳修认为，唐太宗释放死囚的做法，偶一为之尚可，若屡次三番这样做，就会成为杀人者可以不被严惩的错误案例，就会成为天下之常法。尧舜禹三代贤王的治道可不是这样的。
　　在欧阳修看来，统治者可以“偶一为之”的，不是常法，也不能产生上行下效的普遍示范效应，能“屡行之而天下可信”的，才是符合“三王之治”的常法。任何一个司法裁判的作出一定要不断自问：这样作出的裁判是不是出于个人一己之私，为博取虚名而为之？换言之，任何司法裁判的作出，必须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中往复循证，这样证得的结果才是公正无私的。
　　欧阳修活跃于北宋前期，积极参与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为改革积极奔走，多次建言。欧阳修的文章能够直陈时弊，从不矫揉造作，对北宋前期的文风政风改革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纵囚论》作为欧阳修传世名作之一，以古喻今，认为司法裁判应该循常情常理常法，强调制度的稳定性，反对随意突破法规的特权行为。

（作者单位：广东行政职业学院；湖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