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生动的故事、最真实的声音往往在最基层的地方。寒假里，本报部分记者在回乡期间调研了所在地的教育状况，在了解到地方教育整体向上发展的同时，也触摸到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比如关于作业减负、民办教育新政、打工子弟学校生存现状等，3位记者记录下自己的真实见闻。

     城市边缘的“希望之树”

    元宵节，校长沈金花碰巧不在学校。

    校园中央甬道上方横着一条标语——“上好学，做好人”。对这所学校而言，这条标语格外耐人寻味。

    这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目前有30多名教师和四五百个孩子，包括300多名小学生和100多名幼儿。在北京东五环外距城区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学校如石缝里的野草，顽强地生存了10年。

    10多年前，就读于社工专业的沈金花到村里的打工者组织做志愿者，接触到打工子弟学校。毕业后，她和同伴筹办了这所学校，这也就成了她坚持至今的事业。

    来自黑龙江的老赵，刚从老家过年回来，趁开学前赶来给孩子交学费。“我有俩孩儿，下学期打算把另一个孩子也送到这儿读书。”看得出，老赵对学校挺满意。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孩子来咨询入园事宜。“女儿4岁多了，在老家没人带。”女孩的妈妈无奈地说。他们问了许多问题：教师有资格证吗？午餐怎么样？收费多少？但最终没下定决心，离开时嘟囔了一句：“再便宜一点就好了。”

    其实，这里的收费是周边最便宜的。对打工者而言，他们的选择也并不多。“原来村里有五六家幼儿园，但都被关掉了。”学校的张老师告诉记者。关掉的理由很正当，他们都是“黑园”。村里去年新开办了一家公办中心园，但收费是这里的两倍。

    严格地说，这所打工子弟学校也不“正规”，10年来处境尴尬。学费是学校维持运营的主要经费来源，同时学校门口有一家同心互惠公益商店，以3元、5元不等的低廉价格向打工者出售爱心人士捐赠的二手衣物，售卖收入用于补贴学校经费。

    近年来，虽然北京各区尽力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弟的随迁就读问题，但仍有许多孩子因各种情况只能来此就读。“学校最红火的时候有900多个学生，新的学籍政策出台后，来这就读的学生少了，有的把孩子送回老家了。”张老师说。

    在这里，师资是个大难题。目前30多个教师中，只有一位男教师。“小伙子刚刚大学毕业，想当教师又没经验，就到我们这儿，老教师手把手地教，很有长进。”张老师说。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教师水平高了，就可能“跳槽”，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那些学校工资都比我们高。”张老师叹道。这里的教师工资只有2000多元，而在村里租一间房就得七八百元。“你想，要养家糊口，这点工资肯定不够。”

    在这样的学校，工作辛苦也自不待言。沈金花的办公室不足10平方米，简陋而凌乱，还要兼做教务处、财务处、总务处。学校没有专职管理人员，张老师既负责后勤，还兼做教务、杂役。一旦缺教师，她和沈金花都得随时顶上，给学生上课。教师们每天要待到晚上六七点钟，直到所有学生被领走才下班。学校曾招过不少有热情的大学毕业生，但很少有人待得住。

    也因此，为了稳定师资，学校想了一个策略：更多地招收有教学经验、正在带孩子的进城妈妈来做教师。“她们有经验，更容易上手，又不耽误带自己的孩子，一举两得。”张老师笑道。这个办法很奏效，这两年学校总算稳住了。

    学生流动性大，师资不稳定，报酬低，工作辛苦，但让记者惊讶的是，这里的教师很敬业，学校的教学质量也不错。“客观原因是每个班几乎都有教师子女，我们也确实把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教。”张老师说。

    当然，除了学习成绩，教师们也希望这里的学生能像城里孩子一样，享受更好的教育。在志愿者帮助下，学校近年来也开设了摄影、舞蹈、绘画等兴趣班。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虽然学校面临重重困难，但教师们最渴望的是得到专业成长上的帮助。

    “许多人来学校都是捐助学习用品，要是能提供一些学习机会就更好了。”张老师说。“以前区里组织培训学习也会让我们参加，感觉收获挺大的。”李老师怀念道。

    看得出，在这所城市边缘的打工子弟学校，物质帮助固然是需要的，但精神上的关怀显得更重要，也更可贵。

    “我们感觉，与那些留守儿童相比，与父母在一起的流动儿童虽然生活艰苦，但身心发展得更好。”张老师感慨地说。

    在张老师身后的墙报栏里，张贴着学生们的绘画作品，色彩明快，童趣盎然。学生作品的旁边，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我是一棵树，开心时生长，难过时落叶，但我心中仍然充满希望！”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新政来了，放弃还是坚守

    今年春节，秦芳校长过得并不轻松。作为一所民办小学的办学人，在过去的一年里，她在县城周边考察了多个地块，计划投资新建一所高品质民办学校。一段时间以来，她都沉浸在新学校的愿景规划里，再次创业的热情高涨。直到去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她和家人都陷入了纠结。关于新学校，建还是不建成了一个难题。

    新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禁止举办营利性学校。这意味着，不少投资人要么转投其他阶段教育，要么放弃投资教育，而坚守义务教育阶段就要放弃营利。

    秦芳所在地是河南东部的一个贫困县。10年前，她在县城创办了一所小学，虽然规模不大，但不断滚动发展，经营得风生水起，每年招生季都是生源爆满。正是这样的发展态势，让她萌生了建设新学校的想法。

    对于民办中小学办学者而言，这次修法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促进”的意义，相反不少人像秦芳一样陷入了恐慌。

    让秦芳感到纠结的不是因为不可以营利，而是有许多政策并不明晰。秦芳坦言，她相信国家修法的初衷一定是为了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但眼下因为地方配套政策短期内不会出台，“无法预料未来会怎样”。“如果放弃又有太多的不舍，毕竟办了这么多年的学校。”在秦芳内心深处，这辈子只愿意做教育。

    在交流中，秦芳的担忧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投资人如果不能分红，投资人可以拿年薪吗？年薪标准如何界定？

    作为非营利性学校，政府到底会给予什么样的政策支持？

    政府对非营利性学校的财务如何监管？

    如果退出办学，政府如何补偿，补偿比例怎么计算？

    在建新学校的过程中，如果学校有负债，债务如何偿还？

    这一系列问题困扰着秦芳，让她无法作出决定。于是，新法出台后的几个月时间，她频繁参加各种有关民办教育的会议，试图从这些会议上捕捉确定的信息，但这样的努力并未让她获取信心。她发现，不少专家在谈论新法时总是闪烁其词，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回应都很保守，甚至有意回避。她先后咨询了不少专家，但没有人能够给她明确的答复。

    秦芳还多次到教育行政部门咨询相关领导，领导们的回复让她更加失望。“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对新政的了解还没有我们清楚！”秦芳显然有点失望。

    民办教育的明天会好吗？

    “我始终相信促进的意义大于规范。”秦芳说。但她希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能够清晰地传递国家支持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政策信息，而不是模棱两可，加剧他们的恐慌和焦虑。

    谈到最后，我也只能做一位忠实的倾听者，在民办教育系列新政出台后，我听过太多办学人的疑惑、纠结与恐慌，我深深地理解她——但也仅此而已。我不是政策研究者，无法打消她的种种顾虑。我只想说：“不确定的是环境，确定的是自己。如果教育是你喜欢做的事情，就先努力做好教育的事。”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妈妈，我可以出去玩一会儿吗？”1月30日，大年初三，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的小艺想和小伙伴儿一起出去玩，可面前还有那么多作业，她有些忐忑。

    小艺是神木县某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寒假前，老师给他们布置了许多作业。一张纸上打印着各种作业要求：（1）认真完成语、数、英小学寒假作业与生活。（2）每位同学完成手抄报三份，画两幅画（沙画、拓印、素描、国画、水彩），精美手工制作一个。（3）数学90分以上的同学每天完成5道计算题和两道奥数题，80-90分的同学每天完成10道计算题和一道奥数题，80分以下的同学每天完成15道计算题。（4）自由完成语、数各一套试卷。（5）完成10篇高质量的日记（每篇不少于400字）。（6）读书小报（3-5篇）。（7）读书笔记（5-7篇）。（8）自由读至少3本课外书籍……

    本以为这些作业就够多了，小艺的妈妈却告诉记者，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业。英语作业还不包含在里面，语文还要写生字等，也没有列在这个作业单里。

    “娃娃每天必须认真学习四五个小时，才能把这些寒假作业赶完。”小艺的妈妈有些无奈地说。据她介绍，不仅寒假作业多，小艺平时上课期间的作业也很多。“尤其是考试前，有时候周末两天时间，老师会发10多张试卷让学生做，还会给学生布置许多生字作业。”

    有家长向记者坦言，自己的孩子写字比较慢，往往要写到晚上十一二点。小艺写字比较快，往往晚上十点之前就能写完。不过，小艺的妈妈有点无奈地说：“孩子以前写字挺好看，后来为了能早点写完去玩耍或睡觉，写的字比以前差远了。”

    榆林市绥德县小学生小涛也因繁重的作业而“焦头烂额”。每天放学，他没有多少时间玩耍，而是要乖乖地在家花费几个小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令人不安的不仅仅是作业，在神木县和绥德县等地，许多课外辅导、培训机构也成为一道“风景线”。这些机构大多为个人开办，当然也有一些在全国有名的课外辅导机构。

    不止一位家长多次叮嘱小艺的妈妈要报辅导班，这样课业才不会落下，可小艺的妈妈拒绝了这份“好意”，“现在娃娃的课业负担已经够重了，我不希望她在周末还要补课”。

    小涛的父母也没有给孩子报课外辅导班。家境一般的小涛爸爸告诉记者：“一方面参加辅导班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一方面也想多给小涛快乐玩耍的时间，毕竟孩子需要一个快乐的童年。”

    小艺的妈妈能够理解老师的一片好心：“老师肯定希望孩子通过多练习、多实践、多积累来增长知识。”但她也提出，“不应把这种练习完全集中到考试前或者假期”，老师可以在平时适当地让学生多做练习。

    家庭作业一直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重点，这一点不仅仅是在陕西省榆林市，许多地区都受这一问题的困扰。其实，学生课业负担重的原因，无非是学校和教师迫于分数排名和升学等压力，不得不给学生布置大量作业。另外，一些父母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给孩子报各种课外辅导班，挤占孩子的课余时间。

    回想十几年前记者还在上小学时，寒假作业就是两本练习册，外加几篇作文，平时在校期间的作业一会儿也就做完了，当时已经觉得作业太多了。可近年来，“减负”的政策那么多、呼声那么高，为何收效甚微，甚至反而演变成了“增负”呢？看来，“唯分数”的应试教育观仍然大行其道，要解除这一魔咒，依然任重道远。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